市场经济根本是价值规律在影响，而供需影响着价格。成本只能作为影响供给变动的一个外生变量而发挥作用，不存在所谓的成本高就必然导致市场价高的逻辑。这是改革开放所确定的最核心理论，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理论。如果铁矿石以及其他原材料的价格高涨并没有钢铁所对应的下游行业需求的旺盛，那这样的高成本就不会高钢价的出现，钢厂必然的要承担相当的成本压力。反过来讲，这样的高成本也是不可能长久的。从原材料到最终端需求的整条产业链的每个环节所产生的供求博弈决定了不同环节所对应的价格。简单的看：从原材料到钢厂再到终端，现实的情况并非是原材料短缺导致钢厂进价上涨以及钢材紧缺导致钢价上涨，而是总需求旺盛导致钢价上涨继而促使原材料价格上扬。也就是说现在最需要的是对需求做一个分析，以判断整个产业链的价格走势。

宏观经济与钢铁行业的整体走势关系

作为钢铁业的一系列下游产业，从宏观语境的视角看，这些行业的发展的周期性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性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周期性作为钢铁行业的外部宏观环境决定着钢铁行业的基本走势。所以，对国民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钢铁行业走势的基本判断。

总体来看，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处于了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轨的过程中，钢铁行业作为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春天刚刚到了。也就是说，钢铁行业的外部宏观环境从长期来看已经是绝对利好。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三大矿业巨头频频借所谓“中国需求”来谋取涨价目的。这一轮的涨价就是从2003年开始的，而中国的重工业加速也是从2003年开始的，之前的铁矿石涨跌幅度和2003之后涨跌幅度不可同日而语（如图表所示，连续的大幅涨价只有在2003年以后才有），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判断，也是对“中国需求”的最根本理解。

长期利好不代表短期的波动。中国银行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周期为30年一个大周期，10年一个小周期，10期间还有数个小周期，从2003年底开始的这轮周期已经持续5年了，国际市场周期显然已经处于拐点了，但我们的上升周期到何时结束并不确定。经济周期本身是个市场经济概念，但在中国这点是部分适用，政府作为重要的资源支配主体，延伸上升周期的能力不容质疑！就今年来看，经济增长不会出现质的变化，防止通胀依旧是主要命题。

成本推动型通胀、货币推动型通胀、外部输入型通胀共同作用，通胀压力愈发增大。主要的数据连创新高，并有不断走高态势。当局的调控力度并不会减弱，虽言相机而择，却也只能在防通胀的框架里选择。所以，今年的钢铁需求不会降低，对价格的支撑力度不会减弱。

对于国内钢铁行业的走势的判断更多的是从需求角度来观察，但国际市场的变化却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材料中的焦煤因为澳大利亚的洪水而被迫减产，这在推高焦煤现货价格的同时，还使得澳大利亚焦煤主要供应国——日本和韩国的钢产量增长无法达到预期值，国际钢铁价格将因局部供给原因而上涨，这在澳大利亚焦煤恢复供应前（大约在7月）将难以改善！由此而形成的国内外钢铁差价将进一步诱导国内钢厂的出口动力。

原材料价格上涨与宏观调控的悖论解释

作为最主要的钢铁生产原材料——铁矿石的价格上涨已经成为事实，煤焦电运的价格上涨也成为必然，钢铁生产成本已经表现为“集体性上涨”。

一般来讲，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作为PPI（工业出产品价格指数）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中具有相当权重的组成部分，其价格上涨将直接推动PPI的上升，进而间接推动CPI的上升。当下，CPI已经相当高企，通胀压力甚大，如果任由原材料价格上涨并间接推动PPI和CPI的上升并非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一月份，PPI已经攀高到了6.1%的地步，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预期继续增强，钢铁行业“贡献”甚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对原材料的上涨有过多的干预！因为对于钢铁行业的种种政府宏观调控要放在两个模式或者是两个大背景下来考量。

背景之一：事实上，要素价格过低（包括资源价格、资金价格、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等）和环境成本过低已经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进而造成了资源的非优化配置，而且“两低”所造成的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和环境压力已经成为当局着力变革的对象，所以如何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和环境成本内部化应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具体到钢铁行业来讲，煤焦价格作为钢铁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上涨已经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成为必然。长期以来，煤焦价格并不是市场化的，人为的价格压低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并由此所引发的环境压力已经到了非持续发展的境地。所以从山西开始的“煤要素市场化改革”已经决定了煤焦价格的上涨趋势！这包括新的计税方式、新的征税额度、新的环境补偿税费等等。

也就是说：尽管在短期PPI和CPI高涨的压力下应该当对原材料价格的快速增长有所干预，但鉴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干预的出现不太可能。煤焦价格上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电价上涨（电煤价格上涨）和海运费上涨（北煤南运增加了海运量）已经成为必然的预期。

背景之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并没有成为对价格有所控制力的主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最大需求方”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话语权，反而成为铁矿石供应商的价格上涨“借口”！何也？行业发展模式之弊也。

巨量的铁矿石进口量和巨量的钢铁出口量已经形成了“大进大出”的行业发展模式。虽然此模式实质上是一种非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一：（原材料）高价进，（制成品）低价出的中间是国内低要素价格（低劳动力价格、低资源价格、低土地价格、低资金价格）的对外补贴和行业集中度过低所造成的对外补贴，这种补贴下所形成的所谓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内生性”，其可持续能力相当值得怀疑。

二：外交资源和其他行业外贸资源对钢铁行业的补贴。低价格对进口国的冲击已经造成了进口国的种种反弹，反倾销案件纷至沓来，贸易争端不断，为此所浪费的外交资源本身也应当属于钢铁行业发展的“成本范畴”。更为可怕的是，造成反倾销和反补贴“两反”的诱因就是钢铁过多的低价量大的出口所造成的，为此，其他行业也不得不面对“两反”同存的贸易壁垒。钢铁行业对其他行业和国民经济的负外部性已经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