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经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历年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制造业企业几乎都占50%以上的份额。不过近年来，实业企业的营商环境却有恶化趋势，尤其是实业企业的融资成本高企，研发、生产制造本身的成本也居高不下，原本被认为是最为黄金时期的“走出去”机遇，隐约遮蔽上了一层阴霾。

　　日前，在2011中国制造业全球运营高峰论坛上，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有勤劳刻苦的一线工作者，我们有恰逢可以‘后来居上’的好时机，但要抓住这个机遇，还需要企业的觉醒意识和为之付出的汗水。”在周林看来，眼下中国制造企业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在研发能力上存在差距，而要降低成本、追求真正的高效，可以在物流方面加以突破。此外，周林还认为，人才问题是企业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制造业的企业要走‘全球化’路线一定离不开人才。然而，传统教育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使创新型人才极度匮乏。作为培养未来企业管理者与领袖的商学院，也作为国内一流的教育院校，我们有责任走在最前面，为此不断努力，先‘创新’起来。”周林说。

　　创新应坚定不移

　　尽管尚没有权威统计数字出炉，但据预测，2010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全部收入可能达到4000亿元。以营业额计算，中国已有两大企业进入2009年世界工程机械公司前十位。但在传统制造业市场爆发的背后，一系列的困难仍然限制着企业的发展速度及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问题。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2009年，徐工集团、中联重科两家企业分别以收入35亿美元和30亿美元列“全球营业额最大的机械企业十强”榜单的第九位和第十位。然而，名列前三甲的美国卡特彼勒、小松（日本）、日立建机（日本），销售额分别为181亿美元、137亿美元和60亿美元也就是说，卡特彼勒一家的全球销售额，占到中国当年销售额的39%。中国企业与前几位的销售额差距依然不小。

　　“中国业内要产生世界级的大型企业，还是有机会，但依然面临不少考验。比如，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技术需要创新。”周林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除战略、思路上要有创新外，在开发、新品生产等方方面面同样需要创新。”

　　周林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水平，尤其是在“高精尖”技术上，依然与国外存在不小差距。首先是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这些一直掌握在海外个别企业手中，这始终是国内企业老总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比如宝钢集团，虽然在制钢、炼钢方面的能力卓越，但是参观过工厂后不难发现，他们的锅炉等炼钢设备全部依赖进口。”

　　事实上，目前中国机械行业的大部分液压件、传动系统等，都需从国外进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企业产能迅速扩张的同时，海外零部件企业经常会拖延供货周期、供应量也不足。至于如何追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研发技术水平，周林建议：“想要在研发上获得最好的效果，就要参与大型研究项目，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看市场，从而掌握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人才问题是关键

　　有业内人士把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归类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生产出了产品；第二个阶段是大量的消耗吸收，扩大生产，降低成本，让中国人用得起这种产品；第三个阶段是中国的产品大量走向世界市场。

　　十多年前，中国媒体所关注的是，国际化的企业如何走进中国。但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这样的趋势，而且还看到了中国的企业“正在”走向海外。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未来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趋势，不仅仅是中国，包括美国制造业在内，都面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才短缺。

　　对于中国人才问题，制慧网首席战略顾问潇然博士认为，“从经济学供应和需求的角度讲，中国的人才供应可以想象为一个很‘扁平’的三角形，这个高度代表了人才的质量和全球化水平。但是，外企在中国的需求是一个比较‘高起’的三角形，这意味着比较低端的劳动力可能供过于求，而在中高端部分则供不应求。”

　　对此，周林院长表示认同。他认为，就像中国制造业亟需创新能力和技术一样，中国人才之所以面临瓶颈，也与传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发挥出学生的创造力有直接关系。

　　“以‘应试’为目标的教育制度，让大多数毕业生关注的焦点仅仅是考试。背书、做题，成为了他们的主要任务，这让创造性大打折扣。”周林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难诞生一个像史蒂芬·乔布斯（StevenJobs）这样的企业家。

　　不过周林表示，事实上，国内的许多高等学府已经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尤其是对旨在培养中国企业未来领袖的商学院而言，更应该注重创造、创新意识和实践的培养与结合。“安泰在课程的设置上已经开始以鼓励学员创新，乃至创业为导向。我们希望学员通过在安泰的学习，收获到的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知识，更多的是在模拟实践中，真正掌握和运用这些方法。”周林说。

　　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走向全球过程中，如何实现本地人才与海外人才的战略转变问题，周林也表示感同身受。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原则和不同的管理和领导的方式，特别是对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来说都是各不相同的。

　　“在西方社会一个良好的经济管理人，到了东方可能就不适应了。这样的问题在外资企业初入中国市场时会遇到。关键是，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入乡随俗’，明白不同市场存在的不同差异，并为此做足充分的思想和战略准备。”周林指出。

　　“低成本战略”时代已经过去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低廉的成本。从传统意义上讲，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主要由三部分组合而成：第一个部分是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第二个部分是改革开放急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第三个部分是人力资本增长得很快，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观念、知识和信息大范围传播。最突出的是，大规模制造的组织知识在中国有了用武之地，这种知识的进步，是中国成本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经济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上述优势已经渐渐显现了不同的变化。

　　周林认为，从整体上讲，有三方面集中反映了低成本的优势变化。“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民工荒’，其实就是劳动力供求形势在局部上、阶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提高中国工人、尤其农民工的待遇，有积极意义。但是从竞争上看问题，人工成本的上升，要有消化能力；消化不了，竞争优势就减弱；第二个是能源紧缺，这集中在油、煤、电的供应上；第三是土地，也是数量管制，地价和房租没有完全反映短缺。比如像华为、中集这样的一流企业，要扩大生产，土地也是很大的限制因素。”周林认为，对现代制造业企业而言，“低成本战略”已经不再行得通。

　　周林介绍，有研究表明，以越南生产为例，它的人工成本几乎是中国的一半，但如果是生产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加上研发、生产等后续步骤之后，越南的整个生产成本却要比在中国高出1.7倍。

　　“这也就是说，企业现在最有效的战略是从全产业链上着手。”周林表示，只有提高整个生产供应链的效率和水平，才可以有效降低总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