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江海波 实习记者 林静 广州报道

——专访广州社科院产业与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尹涛

当下，中国的制造业可谓祸不单行。一方面出口形势很严峻，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年来虽一直呼吁提振内需，但内需却又一直没提上来。而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又进一步导致了制造业投资疲软。针对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危机，广州社科院产业与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尹涛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必须要戒掉浮躁的想法，要根据经济规律，逐步改变现存的一些制度设计。

《华夏时报》：你怎样看待中国制造业目前的处境？

尹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都依赖于廉价土地、劳动力资源与外源性需求。在当时，这种模式确实有好处，因为外部需求刚性很强，这种鼓励资源投入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很快就能见效。

今天的制造业危机，简单来看是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我们的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间，还存在一个非常缺乏跟整体经济相融合的问题。在西方，整个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我们现在工业化实际上只有短短三十来年的过程。

我们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工业化中后期这个阶段，不仅是没有达到，而且是远远没有达到。如果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到了很成熟的阶段，那么我们的品牌发展水平也应该达到世界前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此外，我们产业的本地化，也就是说与当地经济的融合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是一个加工厂。实际上，我们做的是“项目经济”，而不是“工业经济”、“制造业经济”。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喜欢争项目，因为它会影响一个城市政绩，但是，很多项目跟当地的产业自身发展并不匹配，形成了“两张皮”的现象。现在搞产业转移，这个政策是对的，但不能轻易说，我们制造业已经到了某个阶段。

《华夏时报》：中国制造业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调整？

尹涛：我们要戒掉一些浮躁的想法，不能想着今天一天就把某件事做成。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发展，不管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发展制造业，包括面对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因为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改变现存的一些制度设计。中国的体制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而实际上，我们的一些具体产业政策设计也是有问题的。以产业引导资金为例，对一些关键性的产业、前景性产业，确实需要有政策扶植，但实际上，我们的产业引导资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远远没有发挥出这个功能和作用。

《华夏时报》：为什么没办法发挥作用？

尹涛：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没有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此外，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权力有限，比如减税，普通的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权力。

另外，政府需要好好管治国有企业。例如广州，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常说“民营经济占大半壁江山”，但广州的民营企业进入制造业很少，跟浙江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现在我们看到武钢拿“四万亿”里的钱去养猪，都觉得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政府应该要通过一些手段，一些政策、激励机制引导这些企业进入我们实业的领域、产业领域，让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融合。

《华夏时报》：中国的制造业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从整个国家战略来看，我们对制造业的后续发展缺乏长远计划，我们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似乎对这些问题显得毫无准备。

尹涛：是，我们的技术工人十分欠缺。我们去高铁调研，他们告诉我焊高铁火车机头的焊工很少，这个工种对技术要求很高。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缺乏制造业的文化氛围。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它的工业化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发展工业不能要大跃进。农业国家最容易搞大跃进、喊口号，但发展工业、制造业不能用这种思维。